当车停在集中营的门口时，我一查地图发现这地方其实就在中央监狱的外面，确切地说是在通往监狱的主路边，距离监狱仅200米。监狱在地图上有地名标记，而这个集中营却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
再从卫星地图上看，监狱和集中营长得并不一样：监狱的平面是一组车轮形设计的建筑群，每一条辐轴就是一个监区，车轮的中心可以监控整个监狱；而集中营则是一个长方形的场地，周围一圈牢房，中间是活动区域。
但如果你亲临实地，会发现集中营的外观看起来也像一个监狱，大门口戒备森严，进去之前要先登记报告。门口的一个告示牌让我心凉了大半截——那是一个注明了禁止使用电子及通讯产品的告示，手机、电脑、路由器、电话卡、相机等都在被禁之列。
虽然这才是集中营该有的规章制度，但所长之前跟我承诺的可不是这样的啊！我问所长这怎么写着不能用手机，所长有点阴恻恻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们进去再看吧！我心想人家白纸黑字都写在这儿了难道进去还能变通吗？分明就是你一开始忽悠我把我骗过来好吧！亏我还吭哧吭哧把笔记本电脑给背来了……
集中营的外观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肃杀气氛，搞得我心里有点发毛，进去之后见到俩看门的士兵背着印度国产英萨斯突击步枪，让我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在印度经常能见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但像他们这样枪上装刺刀的却不多见，刺刀带着刀鞘，整把枪已被盘出了厚重的包浆。
从集中营外面到内部的营区，一共要经过三道大铁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把守。办公室区域在前两道铁门之间，我一进去之后便被领到办公室进行交接——“护戒小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接下去我就属于集中营的人了。
与其说这是他们的办公室，倒不如说是门卫室，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没有电脑也没有文件。墙上挂着四台用于监控的液晶电视，我注意到他们用的监控系统是中国的海康威视。
海康威视是被美国制裁的一家公司，印度人倒是用得毫无顾虑
所长跟集中营里头的长官唠家常唠了很久，就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一般。我被晾在办公室里屋的一个空房间里，估摸着自己的手机很快就会被收走，于是赶紧在微信上再一次把该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一下，搞得好像临终遗言似的。由于办公室和集中营里面隔着两道铁门和高墙，我当时完全不清楚集中营里面究竟是什么状况，被大门口这严肃的气氛吓到了，暗自忐忑不安。
所长唠完家常终于想起了我，来处理我的交接。如我所料，所有物品在进入集中营之前都需要先进行检查。手机电脑等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不让带，但许可了我的电纸书。检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的检查其实并不严格，连X光机都没有，如果我提前准备的话完全可以把手机夹带进来，比方说箱包的夹层他们就没查，也没有搜查我的贴身物品。
我在里头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这个集中营就跟“薛定谔的印度”一样，也是个“薛定谔的集中营”——允许或不允许你带某些东西，压根儿没有统一标准，墙上贴着的那张禁令形同虚设；看守检查东西的时候，完全看人、看心情，松紧弹性很大，他看你顺眼就会宽松点，想要搞你就会故意刁难。有时候一些人畜无害的东西他们却会在检查时说不允许，比如说橡胶水管、蓝牙耳机；集中营里的看守们对摄影摄像录音器材极度敏感，却对万能的智能手机视而不见。
——没错，这个集中营里其实是可以用手机的，否则这篇文章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配图了。
可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积极主动地配合着他们的检查。他们说的那些手机、电脑等“违禁品”都老老实实交了出来，让所长带回去捎给我太太。我问他们我没手机的话要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呢？他们告诉我，集中营里头还有另一个中国人，他有手机，我可以用他的手机。
我听闻大吃一惊，吃惊的有两件事：首先，怎么还有中国人在这里？难道印度政府已经开始大规模抓捕滞留的中国人了？第二，为啥里面其他人可以用手机，却不让我带手机？
集中营里的长官对此的解释是：老人可以用手机，新的手机不让带进去。
随后长官便把那个中国人给叫了过来介绍给我认识，只见那哥们儿兴高采烈屁颠屁颠来到了办公室——当我听到这集中营还有其他中国人时非常意外，这里头唯一的中国人一听有新的中国人来了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过来的时候还专门换了件衣服。
那中国哥们儿叫阿茂，是个小个子的广东人，碰巧年纪跟我一般大。阿茂于2019年来印度这边做网络贷款业务，这玩意儿之前国内也很多，我想大家应该看过不少相关的新闻，挣钱靠的是行业规则的不健全，套路特别多。国内政策打击了这类网络贷款之后，相关的资本跑去了海外寻找市场，比如印度便是其中之一。2020年底的时候，由于有家公司对一个警察的亲戚采取了暴力催收，在太岁头上动了土，于是那阵子印度警方在反华的大旗帜下，像打了鸡血一样将所有在印度做网络贷款的中国人不分清红皂白给一锅端了，立了五十多起案件，抓了29个人，阿茂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顺便说一句，印度政府把中国公司赶尽杀绝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不允许搞这个行业，而是为了清空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好让印度人自己的网络贷款公司蓬勃发展。这两年印度人最看不得的就是中国人在印度挣钱——“中国人”的身份本身是一种原罪，再加上“挣钱”这种原罪，罪上加罪嘛，不搞你搞谁？后来2021年11月的时候，我朋友在孟买的子公司被以查税的名义突袭，当场查封所有的电脑和手机，所有员工被控制，不许他们跟中方联系——后来知道当天一共有18家公司被突袭，是一场系统性的针对中国人的行为。
阿茂的身份目前属于被告人，官司还没打完呢，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之后便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只比我早到这里一个多月，他的性格非常开朗大方，跟里面的人混得很熟。我从未深入过海外中国生意人的圈子，假如不是在集中营里相遇，我跟阿茂这样的人至多只会是点头之交，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我对生意一窍不通，他也对摄影、旅行、宗教、文化毫无兴趣。然而一起呆在集中营的这段时间里，我俩建立起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有道是“人生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坐过牢，一起嫖过娼。关于阿茂的故事写成书的话恐怕要比我这集中营的故事精彩百倍，无奈非我亲历，由我转述难免失了血肉。
初一见面，我就见识到了阿茂的仗义和机灵。长官让他以后借手机给我用，他立马就说：不行啊，我要给我老婆打电话，给我律师打电话，我自己要用的，你让他用他自己手机。然后他转过头用中文跟我说：你放心，我手机你拿去用没关系，这样说是为了让他们给你手机。阿茂跟那长官饶了半天口舌，试图打破新人老人的双标歧视，为我争取拿到自己的手机。但最后他被那个长官一句话给堵死了：新的手机不许再进来，规定就是这样写的，你要再纠缠不休，老的手机也不让你用！
我当时不明白为啥手机还有新旧之分，后来才知道了原委。之前所长承诺集中营里面可以用手机电脑并不是在骗我，曾几何时，这个集中营乃是一片相当自由的乐土，管理十分宽松。除了不许你随便出去之外，大多数所谓的约束都是一纸空文，在疫情爆发之前里面的人甚至还能找小姐进来搞大保健。这种好日子在新冠流行期间被收紧了，在我进来之前的半个多月则彻底到了头——2021年8月底的时候，由于一个保加利亚人越狱逃跑（这个保加利亚人的同案犯后来成了我的室友，后面我会详细说），集中营对规章和秩序进行了大力整改，我来的时候刚好赶上严打，很多原来允许的一些东西都不再被允许，比如手机和电脑就是。理论上集中营里的人是拥有各种权利的，否则他们就该呆在监狱而不是这里。但为了便于管理，集中营的看守经常会蚕食这些权利——因为很多人本身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你要是不争取，他们就会偷走；你如果据理力争，他们则会退让。
集中营里的老人知道自己的权利，管理人员没办法收走他们已有的手机电脑，于是只好对我这种新人下手。我进来的时候，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权利，所以手机才没带进来。其他有些人跟我一样进来的时候手机被收了去，过了几天之后知道了自己的权利，便从办公室拿了回来。可惜我的手机已经被所长带了回去，否则也是能要回来的。集中营里的人权利多到什么程度呢？——未经你允许，看守甚至都不可以进你房间……是不是听着非常不可思议？别急，关于这个集中营，才刚刚拉开魔幻的序幕，听我慢慢说来。
阿茂像个导游一样把我领进了集中营，带我参观介绍这个地方，他用一句话进行了精准概括——这里就是农家乐养老院。他也对这个地方的魔幻唏嘘不已，说他本来想在这里搞直播，连直播账号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叫“中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