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荣幸在这里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首先我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界又要来谈论“何为中国”？ 也许大家都注意到，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作《宅兹中国》。在这本书以后，2014年我又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何为中国》。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一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几年，总共写了三本有关“中国”这个概念的书。在出这三本书的几年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国”成了一个话题，讨论得很热烈。过去我们大家觉得，“中国”是一个不言而喻、不需要讨论的概念，我们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通史，似乎很少专门去讨论“什么是中国”，可是最近几年，大家也看到，除了我写的这三本书以外，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出来。…
五名探险队员到深山探险的时候，被突然发生的山崩困在一个洞穴里。因为这些人失去了与组织者的联系，组织者立刻知道他们遇险，从而开始救援和营救工作。但是由于险情发生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设备送不进去，使得营救工作很难展开，进展十分缓慢。 在营救队伍中包括救援工作人员、工程师、地质学家以及其他专家。并且就在救援正在进行的时候，又发生了几次山崩。其中一次还造成了十名救援人员死亡。而探险队员仅仅带了很少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 到了第二十天，他们终于与营救人员取得联系，而且从营救人员中的工程专家那里得知，至少还需要十天的时间，他们才有获救的可能性。 罗杰·威特莫尔在无线电中又问他们是否可以以抓阄的方法决定吃掉谁。没有一名营救队员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罗杰·威特莫尔又问营救队员之中是否有政府官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仍然没人回答。罗杰·威特莫尔再问救援队中是否有牧师，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随后，无线电显示静默，从洞穴中再没有传出其他信息。 救援队只有在外面加紧工作，争取时间。不幸的是一次新的山崩又导致六名救援队员伤亡，而且大大延缓了救援时间。 经过十几天的努力，到了第32天，救援队终于打通了洞穴，救出被围困的探险队员。不过活着走出洞穴的队员不是五个，而是四个，另外一名已经变成一架白骨。 人们从被救队员的口中得知，在第二十三天的时候，罗杰·威特莫尔也就是最先提出吃人肉是否可以继续生存的那名队员被其他四个人吃掉了。不过，幸存者强调，他们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过各种方法，期望通过公平的方法决定应该首先吃掉谁。 这四名幸存者从医院出来就被带上法庭，被控以谋杀罪。 在洞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初审法庭上，根据被告的陈述，陪审团和法官大致上重建了洞穴内发生吃人事件的可怕真相。 罗杰·威特莫尔是最初提出吃掉一名队员以维持其他人生命的倡议者。他还随身带了一副骰子。最初，其他探险者很难接受这个主意。 不过，面对寒冷和缺少食物走向死亡的困境，经过冷静思考，大家只好接受这个罗杰·威特莫尔的提议，并且反复讨论掷骰子的细节。大概，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公平的决定某人命运的安排。 没想到，当选择牺牲者的程序确定之后，罗杰·威特莫尔却后悔了并宣布退出这个程序。罗杰·威特莫尔还提出是否再等一个星期。但是其他队员不同意，并批评他破坏信任并继续掷骰子。 当轮到罗杰·威特莫尔的时候，另一名队员替他掷出。在这名队员掷出骰子之前，大家问罗杰·威特莫尔是否对这种做法的公平性提出异议。罗杰·威特莫尔表示他不反对。但是掷骰子的结果恰好指向他。不管罗杰·威特莫尔是否同意，其他队员杀死了他并吃掉他的尸体。 十四种裁判意见 01 特鲁派尼：尊重法律条文 | 有罪 1. “任何人故意剥夺了他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法律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谋杀罪成立。 2. 但身处困境的被告人值得同情，应当获得行政赦免。如此，正义将得到实现，而不会损害法典的字意或精神，也不会鼓励任何藐视法律的行为。 02 福斯特：探究立法精神 | 无罪 1. 批判特鲁派尼：如果法律迫使我们做出令人羞耻的结论而且只能借助行政长官才能摆脱，就等于承认我们的法律是不能实现正义的、是犯罪的。 2. 理由1：案发时他们不在联邦法律管辖下，所有实定法都不适用，只能适用自然法。 2.1 实定法建立在人们在社会中可以共存的可能性上。法律的目标是改善共存状态下人们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公平和平等。 2.2 当只有剥夺别人生命才可能生存时，人可以共存这一前提不存在，因而他们的行为是远离我们的法秩序的。 2.3 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他们，只适用源自与当时处境相适应的那些原则的法律。所以他们根据自然法 法律制度的更高本源 订立自己的契约或协议。…
在1812年的夏天，载着商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及他家人的客轮被英国海军的一个中队拦截下，而所有船员及乘客被临时关押在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英军基地。拘留洛厄尔的人员被告知他有盗窃动力纺织机械设计图案——在英格兰而言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的嫌疑，亦将他的行李彻底搜查了多遍。洛厄尔确实犯下了这则设计盗窃罪，不过谨慎的他早已将蓝图印入了脑海。 英国甚少应允外国人士参观本土的棉花加工设备。然而，洛厄尔是当时波斯顿英制布料进口商业的主角，因此跟众多英籍商人打下了扎实的人际关系。可以想象，洛厄尔是怎样在参观工厂时边装出意兴阑珊的样子，边详细地观察与谨记齿轮的造设和织布机的速度种种细节。在那个绅士的年代，美国从英国偷窃技术兴许是不名誉的做法。在今天，中国就是这个突发崛起的后进者，而美国却成为了防范抵制技术外流的霸权。对于中国而言，如今美国所挑起的角色同两百年前的英国毫无两样。今朝今日，美国海军咫尺中国边境的巡艇制造了无形的压力，况且美国力挺台湾酷似当年英国支持南部邦联的局面。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则是美国针对中国政治现状喊起的民主口号。 如同初期的美国，中国不可摇动的决心立于在经济方面与竞争对手势均力敌，并为此不辞手段搜集科学技术。不同的是，现代科技文献管理的进步使偷窃科技的收益剧增。如今，若是洛厄尔有幸偷到手机械绘图，那也只是些无尺寸且不精确的画。（事实证明，洛厄尔的确十分幸运，因为为他制造纺织工厂的保罗·穆迪本身就是深资编织者。）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人还及其想要复制英国著名的当时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谢菲尔德钢铁。然而，美国最优秀的谢菲尔德工匠都未复制成功。（冶炼谢菲尔德钢铁的关键其实是使用英国本地黏土制造金属加热的容器，这一点连英国人都不曾认识到。） 如今，业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技术间谍行为渗透进了绝大多数的美国科技企业。苹果、波音、陶氏、杜邦、福特、摩托罗拉、诺斯罗普·格鲁门、及通用汽车等等一系列公司都针对中国窃取技术及其他商业间谍行为成功提起过诉讼。 说回1812年，二十多年来机械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进步终于开花结果，以致棉花制成品占领了英国贸易收入的一半并成为国家最大的出口物品。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照点，那时的棉花产业是现在美国汽车产业的三倍。高速纺织在当时是极其领先的技术，因此英国保密谨慎的态度如同今天的美国保护先进软件与微处理器上的技术成就。英国国会立法严厉制裁贸易机密的转让行为，并禁止熟练纺织工人移民。 然而，那时的美国人并不屑于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行为。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因宗主国过分的经济限制而吹起号角。从他们的角度上看来，英国布下的层层技术障碍分明是打压美国无法脱离低端生产并继续充担原材料出口地的殖民主义策略。1790年，美国的第一条专利法案列明：“任何人或团体”都可以申请专利，但是在1793这条法案被修改为仅美国公民可申请美国专利。 现代中国的贸易与专利制度也一样无视外国人。众多外国发明的中国翻版都享有”使用”专利。除非外企接受中国国家对源代码进行“审查”，否则他们的高价值芯片将无法获得进口许可证。许多外企因重视眼前之利而献出了高科技机密。曾与国内合作开发高速铁路而提供了磁力悬浮技术的德国公司现已无法胜出本地的竞争者。就在去年夏天，通用电气也为了签下合作项目而妥协了珍贵且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航空电子科技。 说起来，当年美国的野心比如今中国大多了。美国初期创业者曾大胆宣传招聘那些无顾法律严惩的英国技术工为他们偷窃设计图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代理人坦奇·考克斯创造了诱惑机密倒卖者的奖金系统，并且派间谍偷窃图纸；只不过，他最终被逮捕了。虽然许多技术工被美国的奖金所吸引，大多人毕竟没有制造机器或者运营工厂的经验和背景。 这一切的突破点来与塞缪尔·斯莱特。他小时候做过早期拓展机械棉花纺织的杰迪代亚·斯特拉特的契约佣工。斯特拉特发现这个小男孩十分有天赋，便聘斯莱特为助理，帮助自己建设新棉花加工厂。（斯莱特在契约里签名保证他会 “忠诚地守护斯特拉特的商务秘密”。）斯莱特对自己在英国的前途十分担心，于是21岁的他带着同样深厚的纺织专业知识去了美国。他使用假名移民美国，而后应了莫斯·布朗的招聘启事。布朗是普罗维登斯的巨贾，曾因假机械设计图吃过不少亏。布朗对斯莱特十分满意并且合股赞助了工厂。在之后的十五年里，斯莱特、布朗宁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与员工打造出了新英格兰与东海岸中部诸州的机械丝线纺织帝国。美国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称斯莱特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先父”，而英国人则叫他 “叛徒斯莱特”。 事情的发展就是，斯莱特与洛厄尔联手推动了美国经济与大规模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美国高科技对中国发展的意义相似。指责中国缺乏商业道德并无意义——国与国之间的棋局根本没有道德可言。假想十九世纪的美国发明了可窥探英国工厂的魔术望远镜，他们绝不会因道德而犹豫。创新重商主义应是美国最合理的反应：若洛厄尔投胎成为今日美国的咨询师，他该忠告那些跨国公司，再友好热情的中国人都不是他们该邀请参观生产设施的人。 原文：We Were Pirates, Too – Why America was the China of the 19th century. 作者：Charles R. Morris 译者：yaru.li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