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溽热的夏夜，我在中央公园林阴道停下脚步，听古德曼管乐队的音乐会。人们坐在乐台前呈扇形排开的长椅上，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林间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什么；灯光从下方照亮绿绿的枝条，化作一种新的表达。头顶有飞机悠悠飞过，航灯一闪一闪的。就在我前排的椅子上，少年人坐在那里，搂着他的姑娘，他们相亲相爱，沉浸在音乐中。短号号手走到台前，表演独奏，始于“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号声在辽远、温暖的夜空飘荡，那么纯净，那么迷人。随后，从北河那边，传来别一种喇叭的应答——是玛丽女王号邮轮在宣布她的去意。她的独奏与短号不是一个调子，低了半个音阶。乐台上的号手决不示弱。号声吵成一片，没人介意爱的承诺中暗示了远行。“我将远走，”玛丽号在抽泣。“我的眼波会随你驻留，”号手叹息。
沿柏油马路，散步的人来来往往，他们举止小心，免得扰了这里的音乐气氛。棒冰销得很快。篱障外温暖的草地上，人们在阴翳里缠绵，女孩子走近林阴道，裙子给风吹涨，裸露的肩头映在灯光下。“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迷人的时光，一切又都是免费的。夏季的周末，城里空空荡荡。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去了办公室。听不见电话铃响，没有东西填饱来文筐儿，没有纸张的窸窣声，这是座死寂的建筑，一段可怕的休止。整个城市成了空落落的蜂巢——囚犯逃狱后丢下的监牢。夜间，楼里什么地方偶尔响起铃声，有人要用电梯——听起来像是火警铃声。夏季星期六的办公室，恍如孤绝的深渊。我凭窗俯瞰对面一排一排办公室，回想冬日暮色中景象，一切都在全速运动，蜂巢的每个格子都亮着灯，眼前仿佛一幕哑剧，可以看见木偶般的人物翻弄文件，（但听不到纸张的窸窣声。）看见他们接听电话（但听不到电话铃声），铺天盖地的纸片悄没声地川流不息：纽约这个文电之都，与加尔各答联系，与雷克雅未克联系，总有事情得折腾。
在拉斐特咖啡馆，来的尽是熟客，坐下聊天。这里忙乱而又沉静。我啜着咖啡，透过西窗，望见制造商信托公司和九马路北侧的红砖墙面，光线越来越弱，红色慢慢转成紫色。砖楼在向晚时分，自能改换颜色，就像玫瑰凋谢时，会泛出蓝色。这家咖啡馆是一方安歇之地。侍者从不见老，也不更换。决不追逐时尚。圣母守在旅游招贴上。咖啡浓烈，充满菊苣味，很香。夜晚走在包厘街上，头顶是高架铁道，你能感到的，只有冷冰冰的罪恶。有人向你讨一个硬币，你丢下钱，不想碰那手，手太脏了；你尽力避开他的目光，目光中流露谴责。与其说这是对个人的威胁，毋宁说它是一种整体性的威胁——无可奈何的人类苦难和贫穷，以及病入膏肓的酒精中毒咄咄逼人。夏日晚上，醉汉露宿街头。人行道是免费的床榻，没有虱子。行人走过、或跨过、或绕开这些静物，像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门廊下，银行台阶上，游民靠倒头一觉儿来醒酒。他们浇愁后丢下的空瓶子立在头前，像是伫立的哨兵，臂弯里搂定装了各种家当的纸袋子。旅游车上贫嘴的导游告诉乘客，这是“堕落者一条街”，但包厘街并不认为它已经堕落了，它用自己的办法对付自己的问题——酒坊，小客栈，漠不关心，街的尽头处，是贝尔维医疗中心。
向东一两个街区，气象截然不同。陋巷里免不了贫穷和破旧的房屋，伴随这些，却是精细和安详的家庭生活。我沿着莱文顿街东行。但见一派欢快、污秽、熙熙攘攘。小店漫上了人行道，只剩下半边给人走路。灯泡没有罩子，明晃晃地照了西瓜和女内衣。楼上的人家逃离闷热的屋子，在人行道上乘凉。他们坐在橙色板条箱上，抽烟，悠然自得。这是广阔的下东城的露天晚会——毕竟，与你在乡间见到的绿草坪间鲜亮的帆布椅上坐着的一些人相比，他们这炎炎夏日里的一群要顺眼得多。热腾腾的肉体，挤烂的水果味，苍蝇嘬吮阴沟的垃圾，炒菜做饭，这里的一切都透着家常。在刘易斯街的街角，铁丝栅栏后的操场上，正举行露天舞会——街道的某种活动，许是为了遏制少年犯罪。女人推了婴儿车在跳舞的人群中穿行，像是展示舞蹈的最终结果。头顶，滑轮线上挂满了短裤和乳罩，有如装点舞厅的彩旗。音乐停止了，漂亮的意大利姑娘从手袋里取出发刷，在街灯下梳理黑油油的头发，直到头发闪光。巡逻车上的警察怏怏地观望。
爱迪生联合公司说，纽约的五个行政区有八百万人口，它当然有能力掌握这一点。如同每个人口稠密的社区一样，这里汇聚了各个种族、各个宗教、各个国家的人。人口数字不断变化——几乎刚刚分类罗列好，情况就变了。可以保险地说，纽约的八百万人中，有大约二百万犹太人——将近四分之一。这二百万犹太人，当然，来自许多国家：俄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奥地利人，长长的一串。大纽约城市联盟估计，纽约的黑人约为七十万。其中，有五十万左右住在哈莱姆，从一百一十街向北延伸的一个区。过去几年来，黑人人口迅速增长。今日纽约的黑人比一九四○年多了一半。有大约二十三万波多黎各人生活在纽约。五十万爱尔兰人，五十万德国人。还有九十万俄国人，十五万英国人，四十万波兰人，大量芬兰人、捷克人、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拉脱维亚人、比利时人、威尔士人、希腊人，乃至荷兰人，他们很早就来到这里。很难说这里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官方宣布是一万二千人，但还有众多中国人非法居留纽约，他们不喜欢人口调查员。这数百万异乡人代表了不同种族、信仰和民族，纽约因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和，成为世界大同的常年展台。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人们稍微偏离平和与豁达的心路，城市的火气就会蹿得比风筝还高。
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哈莱姆本身就是一座城，象征了种族隔离，但纽约的黑人生活，很少有黑人差别待遇的明显迹象。黑人可与白人一道搭乘地铁和公共汽车，但他们在饭店和餐馆，还感受不到这般平等。就职业而言，黑人在舞台表演、音乐、艺术和文学上很成功，但在许多就业领域，情况还很糟。黑人差别待遇信条主要体现在住房规章和惯例上。私人房东在法律上可以而且也确实排斥黑人。不过，根据最近的一项市政法规，公共财政出钱或享有税务豁免的公寓建筑，在接纳住户时，不得计较他们的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