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的做法确实有些打脸：急着要赶我走的是他们，现在不让我走的也是他们。这不是存心搞事情是什么？由于疫情滞留的外国人不止我一个，一来我在9月30号签证过期前就已经获得了新的离境许可，二来在这边又没有案件，凭啥要我走强制遣返流程？这件事儿也体现了印度其实是一个随意践踏人权的伪民主非法制国家。
有人可能要问，把你关进来的不是内政部的决定吗？为什么觉得是金奈移民局要搞你呢？——金奈移民局对我的评价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如果不是他们汇报内政部说怀疑这个人在这边从事非法商务活动，内政部怎么会下命令呢？假如金奈移民局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由于疫情滞留在这儿照顾老婆孩子的普通外国人，远在德里的内政部何至于来为难我？
我估摸着大概率移民局不会允许我去第三国，于是就琢磨起了要怎么才能绕过移民局的遣送流程去尼泊尔。一开始我的想法有点简单，觉得搞个阴阳套票就能解决。比方说买一张从中东国家转机去尼泊尔的联程机票，然后让机票代理另外给我做一套行程单，前半段的行程是真实的，后半段则是从中东国家去中国，反正遣返的警察只要看我值机出了海关就行了。
机票代理自然比我要清楚遣返的流程，他说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联程航班值机的时候那些警察就会知道你的最终目的地，行李也会被直挂到最终目的地。代理告诉我唯一可能的方法是出一张真的回中国的机票，在中转国把后半段放弃掉，托运的行李也不要了……另外买一张机票，然后我才能爱去哪儿去哪儿。
我一想这成本也太高了吧，要是我都已经花了好几万买了去中国的机票然后也拿到了回中国的绿码，还不如回中国一趟呢。
此时我才第一次考虑起了回中国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我都将回国视为畏途，在国内政府号召大家没有必要别出国，真正的意思是让大家没有必要别回国。出国可不就得回国嘛，回国的难度要远大于出国，高昂的价格、繁琐的流程都让人望而却步。我一个人回国的花费，就足够我们一家在尼泊尔定居大半年，怎么算都不是个经济账。
然而现在去尼泊尔的路被堵上了，回国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我不愿意也不甘心丢下家人独自回国。假如只能回国的话，无论如何我都得试试看把老婆孩子一起带回去——不计任何代价。
于是我联系了中国大使馆，问有没有可能给我太太申请中国的人道主义签证。
人道主义签证这个主意正是大使馆给我的，那时候印度给我发了离境通知，大使馆建议我作为家属去申请印度的人道主义签证。我后来专门研究了一下，印度似乎并没有人道主义签证这个选项，只有一种给阿富汗难民的特别签证。而使馆会提这个建议，自然是因为中国在疫情期间有人道主义签证，网上可以查到关于人道主义签证的签发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国内直系亲属病危或亡故等情况，没有像我这种直系亲属被拘禁的情况。
大使馆获知了我的诉求之后有点为难，由于目前疫情和政治共同造成的特殊情况，驻印度大使馆并没有权限给我太太审发签证，审发任何签证都要有外交部的授权。咱们中国政府部门都得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的，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中夫妻两国分居并不足以成为申请人道主义签证的理由，他们不好随便破例。
不过呢，现在的时局固然特殊，可我的情况也特殊啊！大使馆给我指了一条路，说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之前从未有过先例，建议我直接去跟中国的外交部反映一下，如果能获得外交部的授权他们就好操作了。
于是我写了一份说明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外交部，在说明中强调了两点，首先我现在受到了印度的政治迫害，被关押在了集中营里丧失了基本权利，我太太的情绪十分不稳定；第二我这样的情况很可能会影响今后申请签证入境印度，陷入极为被动的状况，从而导致我跟老婆孩子的长期分居。因此希望外交部能够特事特办，授权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给我太太签发人道主义签证。
把情况说明提交了之后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会不会批准。那时候是10月中旬，我作好了三个打算：
假如印度移民局允许我去第三国，那么我们就举家去尼泊尔；
假如中国外交部同意给我太太颁发人道主义签证，那么我们就全家一起回国；
假如两边都没有好消息的话，我在集中营里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只能先一个人回国，之后在再去尼泊尔跟家人汇合。
另外我还考虑过一个非常极端的可能性——我自己一个人把娃带回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太太极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先后两次被消极情绪左右，要是她无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又怎么照顾得好馒头呢？
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回国然后我太太带娃回娘家呢？这当然不是不可以，只是拉达克冬天的条件十分艰苦，当地又是高原；而馒头是生在热带平原地区的，在离开印度之前甚至从没有穿过鞋袜。把才十个月大的娃带去拉达克，会面临很多挑战，水土不服生病之类肯定免不了。从居家环境的安全性来讲拉达克也不大适合小孩子，那边家里会有很多火炉、燃气取暖器之类的东西。我太太亲戚家有个女孩，小时候脸被炉头烧坏了半边，现在一直要用头发遮着半张脸；像我儿子刚学会走路又这么调皮，烫伤烧伤的风险太高了。另外拉达克低矮的藏式桌子，桌角高度刚好容易让小孩子磕破头，我太太的脸上有7条疤，都是小时候在桌角撞的，这也让人很不放心。你说贴防撞条吗？对不起，家里贴在防撞条都让馒头撕了下来……另外我太太觉得自己一个人带娃回去的话，还得要面对当地社区的各种闲言碎语，而这则又是另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先回国，然后等中国开放之后我太太再带娃儿来中国呢？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首先我们当时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中国什么时候会开放，中印之间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往来；其次回国要经历繁琐的检测、集中隔离等措施，我太太一个人带着娃应付这些事情显然会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此只有我带着全家一起回国才是最稳妥的，其他选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到万不得已不予考虑。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我们家的问题就是我太太被我照顾得太好。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的命运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里，除了先暂时耐心等待别无他法。从我的角度，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全家能在一起，无论花多少钱都行，就算让我继续在集中营住上一两个月我也毫无怨言。
而我太太那个时候只想着我快点出来。从她的角度，只要我能从里面出来就什么都好说，我去哪里都可以，哪怕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只能自己带娃也行……
这让我想起了《庄子》里面那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此刻我切身体会到这种境况，我们就像两条被困在干涸池塘的鱼，可又哪有那么容易相忘于江湖？若能轻易相忘于江湖，显然不是真正的羁绊。
所幸两边的政府都没有让我等太久，他们做出的决定也没有让我需要纠结——印度政府下达了最后的决定，要求我必须回中国；中国外交部则批准了给予我太太人道主义签证的决定，将授权大使馆落实此事。得到中国方面答复的那天正是10月22日，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这是一个月多来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我闻讯如释重负，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而我太太也露出久违的笑容，仿佛一片笼罩许久的阴云终于散去，守得云开见月明。在这个一切都无法计划的非常时期，要有一件确定的事是何其不易。
虽然接下去依然要等待大使馆的安排，但至少不会因为各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了；办签证、检测隔离之类的流程虽然麻烦，但毕竟是有盼头的。
眼瞅着离境许可就快过期了，我却丝毫没有要离开集中营回中国的意思，于是R.I办公室的拉维隔三差五就来问我：机票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走啊？我说是真的没机票走不了啊。
我突然不急着走了，恐怕并不在他们的意料之内。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印度的公务员，这帮孙子可是在千军万马里头大浪淘沙海选出来的，一个个都贼精贼精的，可说是代表了全印度最聪明的那批人，每天都得跟狡猾奸诈的印度人民斗智斗勇，要糊弄他们很难。
但这种精明，也就导致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比方说他们觉得我肯定是偷偷在这里从事商务活动，休想糊弄他们，于是把我这样一个准“战地记者”送进了有着无数黑料猛料的集中营。
又比方说我提出申请要去尼泊尔，他们也觉得我是在糊弄他们，网站上明明就能查到有航班去中国（事实上那些航班都由于各种限制坐不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真正能回中国的航班都很难买到现票），于是就拒绝了我的申请。他们无疑对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认为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必定会赶在离境许可过期之前买好回中国的机票。到的时候他们就能说：看看看，这个中国人的狐狸尾巴露出来吧！我们早就知道他明明能回国却赖着不走。
然而我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夹着尾巴逃回中国，这想必令他们颇为不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奈移民局对我的看法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弄错了。原本他们以为我声称“回不了中国”、“老婆孩子在这里需要我照顾”都只是糊弄他们的借口，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是没能回中国，而我太太也确实在辛苦地一个人带娃……他们渐渐相信我或许真的是无辜的，并没有骗他们。然而由于他们之前抓我的依据是“签证逾期”并“违法滞留”，基于这一既定事实他们也没办法给我翻案，只会系铃不会解铃。
以上并非我的个人猜测，而是11月底金奈移民局官员在跟我太太的私人通话中自己承认的。
确定了全家一起回国之后，我对这次整件事的脉络走向有了大致的把握，觉得是时候把集中营里的故事写下来了。
那段时间是我在集中营里过得最惬意的日子，天气变得凉爽舒适，雨季烂手烂脚长蘑菇的噩梦尚未开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身在集中营，最多的就是时间，一边看书看纪录片来保持学习，一边在手机上写作。那几天里我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觉得既然回国的方案已经定下，那么胜利就在眼前。
我当时还不知道，最艰难的回国战役这才刚刚打响。
文章来源：随水文存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