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太成长于拉达克传统的农耕文化社区中，整个社区里大家都彼此认识，也会彼此议论，因此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着一种原始朴素的攀比心和嫉妒心，只愿让别人看到光鲜的那一面。尽管背井离乡的游子大抵都有着报喜不报忧的共性，但那通常是为了不让家人产生无用的担忧，而我太太则更多是因为在乎社区的声名，这种声名不光关系到她个人，更关系到她整个家族。我太太虽然并不拜金，平时也十分勤俭节约，但如果让她选的话，她应该会选择“宁在宝马车里面哭，不在自行车后面笑”——印度的面子文化根深蒂固使然。毕竟坐在宝马车里的人不可能哭一辈子，坐在自行车后也不可能笑一辈子。
由是之故，她从始至终都故作坚强，在家人面前强颜欢笑，内心的崩溃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有娃的缘故，我们家里装着智能摄像头，我在手机上登陆了APP在集中营里也能看。有几天我发现摄像头一直是离线状态，问我太太是怎么回事。她说因为我哭得太多，不想让你看见。
我知道她一个人哭过，但没想到她每天以泪洗面。我当即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让一家人在一起。
想想很讽刺，印度政府觉得他们惩罚了中国人，受苦却是印度公民。我在集中营里坐牢，我太太在家里坐牢，有馒头这个小拖油瓶在，哪都去不了。我在这边每天过得还挺充实的，每天都有各种事情可做，随时能找到说话的人，保持着自己的学习和进步；可她的身边只有一个还完全不懂事的孩子，每晚馒头入睡后她一个人守着空房，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的空虚和孤独，所能做的唯有尽可能多开几盏灯来驱散黑暗。她告诉我说，这种心里空空荡荡的感觉，是她这辈子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不知道要如何用语言形容。我毫不怀疑她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挑战比我要大得多，她有时一天要打十几次电话给我，我所承受的压力更多是来自于她的焦虑恐慌等各种负面情绪。当时的她显然非常需要心理疏导，我一个身在集中营里的人不得不很努力地安慰她这个身在家里的人。
当我叫她不要担心的时候，她会反问我：
“你真的不担心吗？”
“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是真的不担心还是在我面前假装不担心？”
“我是真的不担心。如果一件事情能够被解决，那为什么要担心呢？如果一件事情只能听天由命，那担心又有什么用呢？与其担心，不如想好对策。”
然而她，仍然总是经常无法自控地杞人忧天，这恐怕是性格使然，而我只好引导她往好的方面去想：
“你想啊，我们现在至少还能打电话，如果我是在监狱里连电话都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一家至少都还平安无事活得好好的，你想想那些家里人生病、出车祸的家庭，他们要怎么办呢？跟这些人相比我们真的很幸运了，情况完全可能更糟糕……”
听我这样说，她才稍微想开点。
我太太完全可以用“涉世未深”这个词来形容，她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甚至都没有正儿八经失恋过。过去在家靠父母，仗着老爸是警察，在拉达克那边十里八乡都享有各种便利和特权；出嫁之后就靠上了我这个老公，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从未经受过锻炼，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一贯相信世间之事福祸相依，一切经历都有其价值和意义，苦难能够成为人生的历练和滋养，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虽然这段日子对我太太来说很煎熬，但让她经历这么一趟对她其实有好处，能帮助她成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放弃了向家人和朋友求助，自己默默承受这一切。
她跟我说她现在好佩服我们家附近卖牛奶的阿姨，那个阿姨每个月拿着6000卢比的工资，独自拉扯2个孩子。我太太现在只要照顾一个孩子就被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她至少不用上班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她难以想象那个卖牛奶的阿姨得要有多么坚强和乐观，才能一个人挑起这样的生活重担。
我很想告诉她，其实这才是生活的现实，舒适安逸的生活只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我太太这样长不大的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都有人在保护着她，替她负重前行；但她也是不幸的，她过去从来没有机会见识过真实的世界。除非她能被这样保护一辈子，永远不需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困难，否则一旦坠落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她的脆弱无助就会暴露无遗。
我被关在集中营里的这几个月，我太太生平第一次被迫“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对她而言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按照佛家之言，我们感受到的人生、世界本就是如露如电的梦幻泡影。我得承认，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会觉得原来的生活就像一个梦；离开了集中营之后，又会觉得集中营里的生活好像一个梦……正因如此，我明白当下所经历的一切悲欢，早晚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又何必执着于一时得失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太太却有不同的想法，她是藏传佛教徒，藏传佛教和印度教一样深信业力（Karma，即业报），相信好的坏的境遇都是业力的结果。比方说她相信她会嫁给我是因为她前世做了很多好事；这次所经历的磨难，她也认为是业力的注定。然而她的修行还远未能理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业力用因果逻辑解释了“为什么”，除了教人接受与认命之外，并没有告诉她该“怎么办”……知道了“为什么”并没有让她更好受些，还是一样的患得患失。
比方说在这次的事情中，一点好消息就会让她盲目乐观，一点坏消息又会让她盲目悲观，情绪经历了好几次大起大落。
在一开始寻求自救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知道邦政府和移民局哪个才有权力把我放出来，直到后来才知道真正下命令的是内政部。
我太太起初很努力地尝试联系各种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沟通固然很重要，但同印度人的沟通往往也很无效。印度的政府部门有个特点：同一个事情你去问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事情你在不同的时间问同一个人，他们都会给你不同的说法。在没有落实到纸面上之前，所有的说法都可以变来变去。这一来因为印度对官员没有追责制，他们不需要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说完可以赖账；二来南亚人的性格本身就热衷于夸夸其谈，满嘴跑火车。印度人充分诠释了“轻诺必寡信”这个成语，什么事儿都张口就来，我们明知道他可能在瞎说，可问题在于你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顶多只能作为参考。
话说我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后的第2天就拿到了新的离境许可，离境许可是根据我当时订购的11月1号回国的机票给的，有效期到11月2号。于是我太太打电话给了邦政府，跟对方讲了我们的情况，接电话的人很客气，他说既然我已经拿到了离境许可，照道理就是可以合法居留的，这里面应该是有误会。但邦政府又说我是移民局抓的人，他们没有权力把我放出来，答应我太太会写一封情况说明信给移民局，让她耐心等两天。
这件事让我太太很振奋，觉得我不日即可归家。邦政府究竟有没有写那封信我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就算他们写了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正面的作用——确切地说他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干预。
由于缺乏中央集权，印度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配合程度非常差，都是自己管自己做事，非但互相不买账，有时候一些具有竞争关系的部门之间还会相互使绊子。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就连高院的命令在地方上也常常得不到执行，因此行政效率低下以及相互扯皮等情况，在印度很普遍。
就好像我的这件事情，邦政府说是移民局管的，移民局又说是中央政府部门的指示……中央政府部门那么多，谁知道该去找谁？在这种普遍对中国人存在敌视和恐惧的大背景下，既然已经被印度人关在了笼子里，那也就只好被他们耍。
自打疫情开始以来，形势和政策几乎天天在变，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9月24号那天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印度政府宣布即将开放旅游电子签证，但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二是我之前订的11月1号回中国的机票被取消了。
对于关在集中营里的我来讲，当时觉得机票被取消反而是一件好事，我可不想在里面呆到11月份，来这地方体验个一两星期生活也就够了，能早点出去就出去吧。
结合了印度即将开放签证的消息，于是我当时决定了去尼泊尔。
为什么去尼泊尔而不是回国呢？我一开始是这样考量的：由于我老婆没签证、孩子太小，没法跟我一起回国，我回国的唯一事由，只是为了在中国申请新的印度签证再回到印度来，除此之外我并没有非要回国的理由。如果说印度开放电子签证的话，那我岂不就有可能直接在尼泊尔申请到新的印度签证然后再回印度？这样要比回国省时省力省钱得多。
不过印度政府很快就披露了更多关于发放印度签证的信息——新签证只发放给那些为印度公民提供签证便利的国家，中国显然不在此列。但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对印度公民开放中国签证之前，我就算回国也大概率是拿不到印度签证的；而按照我的估计，在中国完全开放国门之前，恐怕都不会对印度公民开放签证。这就更坚定了我不回中国的想法——假如我独自回到中国，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妻儿团聚了；如果去第三国的话，反倒是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