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太对此犹豫不决，而我对这个情况早有研究。票代告诉过我，按照他们手上的文件，从印度回国唯一可以转机的地方就只有阿曼，法兰克福是明文规定不允许转机的。事实上印度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中国这两个航段都有汉莎的航班，但由于前段航班是“气泡航班”，根据印度和德国之间气泡航班协议的限制不允许转机，假如你最终目的地是中国的话会无法登机。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摸索，通过分开购买前后两段航班，规避了转机的限制——前段自己买印度航空（Air India）到法兰克福的非气泡航班，后段再搭乘汉莎航空回国即可，虽然机票不是联程，但行李可以联运。这样的走法，已经得到了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国旅客的验证，只要转机时间不超过24小时就能够顺利登机。当然，你如果非要买这两段的联程票也不是不可以，但票代说要多加18000块一个人，具体原因我也不了解。
于是我当即拍板：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其它选择，我们愿意自己承担风险！秘书跟我们确认了航班信息和票价之后，说24小时之内会再与我们联系。
第二天下午，秘书的电话带来了好消息，可以提供给我们12月20号那天全家从法兰克福飞上海的机票，再次跟我们核对了姓名护照号等信息后，我通过信用卡付了款，半小时之后顺利收到了汉莎航空的机票确认单。
汉莎一共收了我们6827.48欧元，合人民币49330元；加上我自己订的印度飞德国的机票是11600元，总共只花了60930元就搞定了全家三口的机票，而之前票代的要价高达84000元，足见其奇货可居。
大家或许无法想象这三张机票有多珍贵，正如同我也想象不到买个机票会如此波折，居然需要惊动到航司的CEO。这三张机票对我而言意味着自由和团聚，意味这桩破事儿终于能了结。
在疫情的非常时期，如果不是中国政府提供了人道主义签证，德国的航空公司提供了人道主义机票，这个故事的结局恐怕不会如此圆满。时局固然艰难，人间仍有温暖——许多人依然在尽力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世界变得好起来。回过头来再看，印度这些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则如同跳梁小丑，算计有余而格局全无，将竞争不过中国的气撒在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身上……就这样一个国家成天嚷嚷着要入常、要成为超级大国，我也只能呵呵了。
这就是大结局了吗？还没有呢！按照电影里的桥段，每当打败了大反派的主角觉得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没死透的大反派会突然回光返照最后一搏，再给你来一次有惊无险的心跳加速。
12月7号周二我们确认好机票之后，立刻汇报给了R.I办公室的拉维，让他安排遣返事宜。我先后跟拉维确认过两次，他说包括离境许可（Exit permit）在内所有的遣返手续他会帮我搞定，我只需要把我的护照信息和机票发给他就可以了。
没想到周四晚上拉维突然跟我说，他没法儿给我办离境许可，要我们自己申请。他没有直接说原因，估计因为他们抓我的流程本来就不正当，其他人都从监狱过来，唯独我是从家里过来的。我的护照并没有像这里的其他人那样被警察收走，所以我的遣返流程也跟别人不一样。
印度官员说话如放屁，前脚说好他们搞离境许可，回头又说他们搞不了了。
自己申请离境许可倒也没啥，我们对申请流程早已熟门熟路，当晚就在移民局网站上把申请递交了。然而第二天移民局却跟我们说，我的住宿登记表（Form C，是一种外国人居留登记表）有问题，说我不应该登记在哥印拜陀的公寓地址下面，而应该登记在集中营里——也就是我现在实际呆的地方。
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下：凡是外国人在印度旅行，每次住酒店的时候都需要登记这个表格。那些便宜的旅馆会让你自己填，高级点的酒店复印了你的护照和签证后会帮你填，在印度租房也需要填这个表。但需要说明的是，登记注册这个表格的义务并不在住客，而在于接待方——也就是酒店老板或房东。
这让我有点傻眼，难道我被关在集中营里也要登记这玩意儿？敢情我在集中营里头是在接受他们的款待？我该说他们是做事严谨呢还是荒唐呢？
我问拉维该怎么办，他说这个简单，你可以自己手填一张登记表，我给你签个字就行了。
正当我在网上搜索表格的手填模板时，我太太打电话给我，她说拉维告诉她，我们到现在连离境许可都没拿到，后面还要分别从崔奇县的县长（District Collector，意为收税官，实际上就是县长）和警察局（Commissioner of Police）那里获得许可才能离开，因此可能会来不及搞定这些手续……
饶是我自认处变不惊，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登时双腿一软——为了搞到全家回国机票，我们已使尽浑身解数，简直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假如因为离境手续问题功亏一篑没能赶上飞机，是我们所完全无法承受的。我太太当即情绪崩溃不知所措，她过了整整三个月毫无安全感的黑暗生活，神经脆弱得经不起任何刺激。
可是呢，一个小时后拉维打电话给我时却又换了另一套说辞，他说不用担心，他已经把崔奇移民局负责人的电话给了我太太，那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那人会告诉我们接下去要一步步怎么做，只要听他的就行了。
我问还有另外两个许可怎么办，暗示性地问他有没有可能给点钱让申请速度变得快一点。没想到这家伙这次却变得高风亮节了，连忙说不用，还说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用担心。
于是我赶忙联系了崔奇移民局，那人也说别担心，明天他会跟金奈移民局联系。
第二天周六中午，崔奇移民局回复我说，他已经跟金奈移民局讲好了，周一我就能拿到离境许可。这个承诺得到了三方口径一致的确认——拉维主动打电话跟我们汇报了这个好消息；而我太太打电话给金奈移民局时，他们亦如此许诺。
在离境许可到手之前，焦虑终究是难免的。好不容易熬过不上班的周日，周一我们从一早开始就等着离境许可的签发，左等右等等不来。下午打电话过去催的时候，他们说正在等一封集中营的邮件，一旦收到这封邮件就会立刻给我离境许可；我又问了崔奇移民局，那人也是同样的说辞。
集中营管事儿的人正是拉维，于是我们赶紧急着联系拉维，他说邮件已经发给了崔奇移民局，只要崔奇再转发给金奈就行了。他信誓旦旦地跟我们保证，到周二肯定能拿到离境许可。
如果你跟印度人打过交道就会发现他们有两大口头禅，一个是“没问题”（No Problem），另一个是“别担心”（Don’t worry）。正是因为这帮孙子实在是太让人不放心了，你不得不时时刻刻叮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两句话来打发你……但印度人要能靠谱，母猪会上树。当他们说“没问题”的时候，那只是说明他们还没意识到问题；他们让你“别担心”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担心一点。
只会说Don’t worry
周二离境许可没有下来，周三还是没有。我们这边急成了狗，而移民局那边还在慢悠悠地说，我会在17号或18号拿到离境许可……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拖延正是印度人民的典型作风。按照遣返流程我12月19号周日就该从金奈飞德里，可这都周三了，最重要的许可却迟迟没有拿到，就好像头上悬了一把剑，心理压力极大，总怕最后关头出什么幺蛾子，毕竟印度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
我太太等不了了，她决定周四带着馒头去移民局堵门，不拿到离境许可誓不罢休。这次她提前写了封邮件给金奈移民局，要求周四约见移民局的最高长官。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移民局答应了她约见的请求，说他们长官周四早上10点会在崔奇县警察局，可以到崔奇去见他。
周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12月16号，馒头的一周岁生日。早先时候，我曾以为能够在11月24号回国，在馒头的生日前结束隔离，跟爷爷奶奶一起给他庆祝生日；后来又曾迫切地渴望订到12月13号回国的机票，馒头的生日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在隔离酒店团聚……只是天不遂人愿，馒头一转眼已经一周岁了，我却仍被关在集中营里。
不曾想连着两年的生日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母难日”——我太太一年前的这几天正因顺转剖而受难（详见《生逢2020（下）黑暗尽头处的一束光》），一年后的这几天她又因为回国流程诸多的不确定性而饱受煎熬。
我们向拉维询问了移民局长官访问崔奇的具体安排，拉维说他明天上午会坐飞机过来，大约十一点到警察局，他们会讨论我的事情，然后还会来集中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