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对我这件事情也挺上心的，第二天吩咐我除了发邮件之外，再手写一封回国转机路径的申请给崔奇移民局。我问他能不能同时申请德里出发和班加罗尔出发的路径，他让我只写班加罗尔——因为押送到班加罗尔出境对他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我对这次的申请还是比较乐观的，上回我要去尼泊尔的时候，连申请都没机会让我写，直接就从内部给否决了；这次既然让我写申请，说明他们是真的需要走这样一个流程。
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干点啥都需要先申请——比方说皮特的牙不好，每次去看牙医也都要提前写个申请。不过呢，皮特总是当晚提交申请第二天一早就去，以至于我以为申请审批得很快。皮特告诉我他的第一次申请审批了一个星期，后来由于他经常需要看牙医，针对他的流程就简化了。
回国路线需要审批这件事情想起来却有些细思恐极——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完全取决于某个印度官僚的一念，而不是有什么可以遵循的法律规章。假如印度政府坚持说，必须要有直航才能走，或者必须是金奈始发的航班，那我恐怕就只能等到疫情结束中国开放才能离开集中营了。不过假如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这个逻辑就非常扯淡了——既然你们也觉得现在的国际航班运行不正常，这不就证明了我确实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滞留在这里走不了吗？那你们干嘛还要把我关起来？
不过离境许可本来就是逃不过的一个坎，即便我先订好了机票，之后也得要移民局给我签发离境许可我才能走。我太太本来担心印度政府会又找什么借口不发离境许可给我，先让他们批准好我的回国线路，那么之后的离境许可就稳了——这样总好过万一我订了机票却拿不到离境许可。
至此，我距离订机票还差一步之遥，只等哪天许可下来，便可以确定回国的日期。我只担心移民局批准得太晚，万一24号的机票卖完了。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订机票。
交完申请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号，民航局传来消息，由于出现5例确诊病例，法兰克福到上海的航班从这周开始熔断两班。虽然熔断的并不是我计划乘坐的那班，但这件事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就算没有印度政府搞事情，想要回国也没那么顺利。在疫情的这种非常时期，再加上身陷囹圄的身不由己，教会了我不再强求任何事。
回顾自己呆在集中营里这三个月的心态变化，发现一个限制自由的环境会将人驯化，久而久之呆在这里面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忘记自由的滋味，甚至丧失对自由的渴望——刚来到集中营的时候我相信自己一个星期就能出去，并且也努力地争取。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好笑，进集中营的第三天我让餐厅老板买手机，手机他很快就帮我搞进来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充电器却一直迟迟没来……我当时担心的是，万一他充电器还没给我，我就先出去了怎么办？那时候觉得在里头要关一个多月简直难以想象，可不知不觉便呆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个韩国船长刚进来的时候说使馆告诉他只要一个月能够出去；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并没能出去，却变得十分淡定，苦笑着说自己做好了在这里耗一年的心理准备。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锅碗瓢盆桌椅床柜样样备齐，正儿八经过起了日子，甚至还准备装修厨房。
阿茂得知自己能拿起诉书之前兴高采烈的，他料想一旦拿了起诉书两三个月官司就能打完。没想到控方找来十几个目击证人，虽然明知是假证人，但光是把这些证人过一遍就要花好长时间。他不得不打消了很快就能出去的念头，做好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跟他说，我现在回国所要经历的这些破事儿，你以后也得经历一遍，我这是在给你排雷。他自嘲道，说不定等他回国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再做检测了。
老白的官司打了8年，在宣判之前的那些年他都保释在外，当时集中营里还没开始关其他外国人。皮特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却不逃走？老白说他一开始以为他的官司“三个月”就能打完，三个月过去后又告诉他只要再等“三个月”……最后几十个“三个月”过去了，他前后在印度身陷十年，连当地的泰米尔语都学会了。
皮特自己也是同样的情况，一开始别人告诉他只要两三个星期就能了结官司，现在他在这里待了30个月（截止到2021年12月）。他说假如一开始他知道会待这么久，那他会像伊利安一样选择逃跑；而现在他考虑的是认罪，如果律师能给他谈到一个好的认罪协议，他打算索性认罪去监狱服刑，把案件给了结了，好过在这里遥遥无期地耗下去。
青蛙正是这样慢慢被温水给煮熟的，在集中营里呆久了，会慢慢习惯被限制自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顺从和认命……这恐怕是印度司法部门的一种策略，如果你可以保释在外，官司拖得再久你也不在乎；但这样一种失去自由的状态就不同了，他们可以用时间耗尽你的耐性，当你关了几年之后往往会妥协选择认罪，那么胜诉的就是他们。
集中营里简陋的条件也会让人的诉求变得十分低级和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奢望无非是——坐在抽水马桶上拉个屎，用热水洗个澡，在没有苍蝇的地方吃个饭，在没有蚊子的房间睡个觉。
所谓奴性，大概便是由此而来的吧。换一个角度看，或许也能称之为佛系。
很快又过了一周，11月15号周一上午拉维发了个消息给我，说有一些移民局的官员下午3点会过来跟我“讨论”（discuss）一些事情——他用的是“讨论”这个词，让我大为振奋。除了我回国的路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呢？这样看来批准我回国的事情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那几个官员下午3点非常准时地来到了集中营的办公室，来喊我去办公室的那人关照我带上手机，我也没多想就带上了。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见面后二话不说把我拉进了办公室边上的小房间，搬了四把椅子，围着我坐下了。
带头的是个中长发的中老年人，发型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教授，不过是花白色的。我问道你们是崔奇移民局的吧，他们不置可否，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然而当斯内普教授一开口提问题，我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移民局的人——那个熟悉的套路和配方，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们是情报部门的人，或者至少是移民局下属的情报部门。
我在印度跟情报部门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过去在拉达克便屡次被情报人员调查和追踪（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在印度的所有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像我这种娶了拉达克姑娘、收入来源他们无法理解的中国人，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印度各种各样的情报部门非常多，不同的部门之间由于存在竞争关系，信息共享程度很低，往往是一个部门来问过话之后，另一个部门又过来把类似的问题再问一遍。像崔奇这种小地方的情报部门，恐怕千载难逢才逮到个中国人有机会让他们调查一下，就好像荒山野岭的小妖突然听说唐僧路过，怎么都得搞块唐僧肉尝尝。
这三个人里面，斯内普教授是负责问话的，另两个跟班，一个负责做笔记，另一个则专门负责搜查翻拍我手机里的东西，比如聊天记录、相册之类——不过我手机里本身也没什么不能让别人看的东西，所以就随便他们去折腾。
斯内普教授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棉口罩拿下来过，隔着口罩听他说话有点费劲。他跟我聊了才没几句，就大夸我的英语水平，说我的英语是他见过的东亚国家人里面说得最好的，其他那些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英语都不行。我心里嘀咕，果然是没见过世面却想吃唐僧肉的小妖，连我这种看美剧自学的江湖英语也能把他唬住。
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应该都从来没有过被情报部门问话的经验，碰到这种事儿可能会不知所措，其实应对起来很简单——有啥说啥，实话实说，别耍滑头，否则只会弄巧成拙。这些人都受过专门的问话训练，他们问你的那些问题未必是真想知道答案，更多是在观察你的反应，想要骗过他们除非你也受过专业训练。我自认问心无愧，事无不可对人言，无论他们问啥照实回答便是。斯内普教授问的大部分问题都比较常规——姓甚名谁、仙乡何处、家中老小几口、何年何月去到过何地、都认识哪些人……不过斯内普教授问了几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是其他情报部门从来没有问过的。
他说你太太是印度人，那你们孩子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呢？我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只说我孩子是生在印度的。他说，哦，那就是印度人。他接着又问我有没有入籍印度的打算，或者我太太有没有入中国籍的打算。我说我们俩都觉得现在的国籍挺好，暂时没考虑过变更国籍的事情。
他说你娶了拉达克的太太，那应该对拉达克那边很熟悉吧？我说我对藏传佛教文化很感兴趣，不光是拉达克，尼泊尔、西藏这些地方我都经常去。他问那你怎么看待西藏问题？我说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历史很复杂，不好说。他说，没事儿，你就说说看。我很清楚他们这些印度人长期接受境外反动宣传洗脑，于是告诉他说，你们看待西藏问题不能老盯着过去的历史，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西藏是所有的藏文化地区里面建设发展得最好的。